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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实行的主客户户籍制度及赋役制度，这些制度相比前朝，对客户大为有利，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大大减弱。

    这本身是由于生产力与商品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鉴于实际情况，不得不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给予劳动力流动一定的自由。

    这样客户既可以选择成为商业手工业的雇工，也可以选择做农业佃客。

    因此这一时期的租佃制，客户也已有迁移的自由。这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天圣五年，宋仁宗就下诏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毕日，商量去往，各取稳便。

    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这些情况，与马说的定义都不一样，如果一味地以西套中，只要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似是而非。

    只能说，中国特色的“华夏封建”，其社会复杂性，可能远超马说所定义的“欧洲封建”。

    苏油自打穿越过来，在这方面就一直下着苦功夫，一直在认真研究自己穿过来的这个时代，而不是上来就大刀阔斧咣咣咣几板斧。

    因为那样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的概率，而且就算是成功，也不过是让自己加入了这个循环——英雄成功屠龙以后，自己就变成了新的恶龙。

    只有结合实际，参考大宋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思想体系、文化程度，世俗民风，从这个基础出发，考察成熟后，再去制定相应政策。

    而不能天马行空地生搬硬套后世的所谓“先进经验”，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基础决定上层，不要指望仓廪不实的百姓知礼节，守法度，那是不近人情，是不可能的。

    从后世穿越到以前的人，绝不会喜欢以前的制度，但是要改变它，却绝不是简单照搬。

    因为你得先研究清楚，支持后世那些制度存在的广泛社会基础，在你穿越过来后，是否依然存在。

    如果没有，那就还是筑基阶段。

    因此苏油才苟了几十年，大宋如今才有了能够跟上自己思路，发挥创建的蔡京、章惇。

    这两位只是露出海面最显眼的冰山而已，他们的底下，是理学和理工已经培养出来的一个相当巨大，能将他们拱到现在这个位置的阶层。

    这个阶层还在持续不断地成长和壮大，已经渗入全社会的方方面面，渐渐朝着一个阶级演化。

    用蚂蚁咬死巨龙，而不是以英雄取而代之，这才是真正的“屠龙术”。

    这套方法到现在已经日渐成效，即便是雪域高原上的布达拉宫，都不能不受其影响。

    这些年，佛教在高原上的传播越发兴盛，阿令京的弟子前往各地的传法人，出名的有五十四位，被誉为四梁八柱十哲三十二椽。

    在吐蕃向雄王者永当八世意多坚赞彻底皈依佛教，邀请西路弘传活佛禅师阿令京于大昆寺驻锡、译经之后，当地统治者们似乎发现了一种很好的统治方式——****。

    而在另一个时空，吐蕃也的确是于这个时期完成此事的引入的。

    吐蕃长期的割据与纷争，给了红衣佛教最大的市场，上层统治者需要一种方式来扩大势力范围，凝聚人心。下层贫苦大众需要精神寄托，文化渴求，以及思想皈依。

    在修行的过程中，阿令京发现自己师尊受禅宗“顿悟瑜伽”的影响，导致了一些问题，因此反对顿悟，主张渐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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