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一九章 杀(中)-《官居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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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虽然开埠时间不长,但上海已经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都市,集金融、贸易、工业、新闻、出版诸多中心于一体,一举一动举世瞩目,如果能在这里成功起义,对全国各地会有十分强烈的示范作用。

    而且这里的守旧势力最为薄弱,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的程度最好,且有着最大规模的市民阶层,这都是起义获得成功的有利条件。因此从年初开始,琼林党人和泰州党人的脑便云集上海,以上海若干个以各种名义创办的团体为掩护,暗中奔走筹划。

    比如‘沪上文社’、‘修业堂’、‘正己社’等几十家文会、讲坛,便是琼林党人的据点,而泰州党人则以‘水手之家’、‘退役军人联谊会’、‘纺织工会’等十几家社会团体为据点。

    因为这里是琼林党人的传统势力范围,故而泰州党人也承认文峰先生孙鑨为起义领袖,基本上能听从调遣,与琼林党人配合完成前期准备。

    毫不意外,泰州党人负责的是基层民众的动员工作,以及对官府军队的渗透。琼林派则用全部精力,放在对上海绅商的公关上。

    与主要靠彪悍的民风、宗族的团结,以蛮力撕开大明柔软腹地的长沙起义不同,上海起义的难度更高。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这座城市虽是新兴,但太复杂了,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很难用一个口号,或者一个目标,就将所有人都鼓动起来……最大的可能是,感觉自己鼓动到位了,大家也都热血沸腾了,可等集合的时候一看,只有小猫两三只,你被集体放鸽子了。

    这是因为上海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精英,这就是以‘十八行会’为的绅商集团。在上海的政治版图中,有句口号叫‘得绅商者得天下’,是说绅商的政治取向决定胜负,决定上海的命运。

    ‘绅商’这个词,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它是近年来才由东南创新出来的。绅指士绅,商指商人,在本指两类人,士农工商,一头一尾,商尤其为士所贱视。然而在最近几十年,这两个冤家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亲家,被并提混称为‘绅商’,屡屡见诸报端,市民也不以为异,就连最守旧的卫道士,也只是摇头叹息,几句‘世风日下’的牢骚,就任它去了。

    这是因为在东南,社会观念翻天覆地,读书人弃学经商,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而且基本掌握了各行各业的话语权。比如上海主流的是十八个行业……如丝织业、棉纺业、珠玉业、外贸业、粮食业、书报业、药材业等商会的会,基本上都是亦儒亦商的绅商。

    当然,所谓‘十八行会’也是最近几年才翻身做主的,在之前很多年里,上海滩的主人是金融资本,根本没有产业资本说话的份儿。从这个角度讲,他们要感谢万历皇帝,如果没有那场毁灭性的金融风暴,九大家怎会销声匿迹,他们依然是端茶送水、伏地做小的命。

    经济上的彻骨寒冬,也客观上需要各行各业抱团取暖。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绅商们自然深受其害,但他们有工厂、有工人、有货物,这些都是资本,只是暂时无法产生效益了而已。

    更重要的是,压在他们头上的债务和股东权益也形同冻结了,这让他们避免了被到期债务压垮,且暂时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种种原因导致商会的实力空前膨胀,这些人才有出来执牛耳的机会。

    但绅商们有恒产、怕破坏,所以既迫切希望能消灭矿监税使、度过经济危机,又不希望生大规模暴乱,更不希望会被归为逆党。要想说服这些自相矛盾、犹犹豫豫的家伙,绝对不是件容易事。

    直到长沙义前夕,十岳公王寅,以‘磋商对策、共度时艰’的理由,召集了十八行会的会聚会。会议是在崇明岛召开,内容绝对保密,人们只能看到,十八会回来后,态度生了鲜明的变化。

    他们虽然不敢单刀直入的呼吁抗税,呼吁起事,却采取比较策略的办法,鼓动上海市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情绪。他们在名下的报纸上,大胆揭露各地矿监税使的贪污、暴虐、重重惨绝人寰的行径;报道大明各地,尤其是东南等地的严重饥荒,指出许多城市已经树皮草根剥掘殆尽,甚至生易子相食的惨状。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天灾,而且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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