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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粮价高居不下，“红旗大粮行”不囤积居奇一直执行最高限价供应市场，获利也少不了。

    其实古代城市里交易量最大的就是粮食，百万人口的京城每年最少消耗粮食二百万石。

    “红旗大粮行”为了平抑物价，在京师销售的精米、白面价格不可以高过二两银子一石。

    在京畿之地销售的玉蜀黍、马铃薯粉、甘薯干的价格低于一石六钱银子。

    会算账的徐光启估摸着黄汉屯田的获利每年也应该不会少于一二百万两白银。

    为了防止奸商结成联盟组织资金大肆收购“红旗大粮行”限价销售的粮食，防止粮食价格虚高导致升斗小民面临饥饿。

    黄汉不管其他官商如何做生意，在京畿之地销售粮食之时其实已经在采取配给制度，根据户籍给体系里和京畿之地老百姓办理粮本。

    升斗小民家中人口情况都登记在粮本之上，来到“红旗大粮行”购买粮食之时，单有银子、铜钱根本买不到粮食。

    粮行伙计会在粮本上写下老百姓的购买数量，平均一口成年人每年购买粮食的数量不可以超过两石。

    这种做法简单有效，特别适用于商品资源匮乏之时，能够创造出最基本的平等，使得升斗小民能够不至于饿肚子。

    这样的做派使得上百万基层老百姓感恩戴德，黄汉的救世主形象不断被拔高，太多京畿之地的升斗小民渴望为东平侯工作，更加渴望成为“红旗军”。

    因为要办理粮本接受登记造册没那么简单，家世清白的人家只要有一人在替黄汉工作，全家能够享受到限价粮食，余者必须找到三户人家作保才能够领到粮本。

    作保的人家必须是体系里的军属和职工家属，每一个军属之家可以给十户作保，他们也必须对被保人考察，防止作奸犯科之人还享受到限价粮食的好处。

    “红旗军”体系的优越性已经彰显，如同六七十年代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巨大差别，当然导致大明升斗小民心向往之。

    徐光启知道黄汉不是个守财奴，手中有银子舍得用在富国强兵上，老人家明明知道即便朝廷给足四百八十万两白银支付辽饷，恐怕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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