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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公谭纂》里记载了一个司法故事，至今读之，仍叫人心惊。

    正统年间，北京有个忠勇前卫的百户，叫杨安。杨安的老婆姓岳，长得很漂亮。有一个锦衣卫校尉垂涎她的美色，想要侵犯，结果没能得逞。半年以后，杨安染疾而死，怀恨在心的校尉跳出来，指控岳氏谋杀亲夫。他有鼻子有眼地编造说，岳氏早和她的女婿邱永有染，杨安得病之后，这一对奸夫淫妇通过邻居郝氏找来术士沈荣，把符纸烧成灰混入汤药中，害死了杨安。

    按《大明律》，妻妾谋杀亲夫，要判斩决；如果杀人动机是与人通奸的话，则会被判处凌迟之刑，奸夫一并处斩。比如说湖南曾经有个案子，有一对兄弟袁应春、袁应节，弟弟袁应节和大嫂丘氏通奸，被袁应春撞破了。丘氏大怒，把袁应春灌醉杀死，烧屋掩盖罪行。后来东窗事发，丘氏被判凌迟，袁应节虽然没参与犯罪，但也以奸夫罪名被砍了脑袋……

    可见在大明，“伙同奸夫谋杀亲夫”是至为严重的大案。锦衣卫校尉诬告这个罪名，可谓阴毒到了极点，直接要人绝户。

    此案事涉人命，顺天府第一时间将岳氏、邱永、郝氏、沈荣四人收押。四个人在牢狱里自然大叫冤屈，可官府偏信了校尉的证词，动了刑，将四人屈打成招。

    依律这几人都要判死刑，不过大明对死刑案一向很重视。顺天府虽然受理此案，但无权裁定，得把人犯以及卷宗移交中枢，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轮覆审。三个部门一致同意了，再请皇帝来勾决。有了刑科奉旨签发的驾帖，才能执行死刑。

    杨安这个案子，先被移交给都察院，御史覆审之后，认定死刑得当，又交给刑部，也是同样意见。可到了大理寺这儿，却卡住了。

    也算岳氏等人运气好，这一年大理寺的主官叫薛瑄。薛瑄这个人来头不小，他上承朱子理学，号称“开明初道学之基”，所开创的河东学派，后来甚至发展到可以与阳明学并称“有明两文脉”。

    除了学问，薛瑄做官也颇有手段，以光明俊伟著称。他曾只身前往湖广银场，硬是把当地弊案荡涤一空。总之，这是个正直、靠谱而且颇有手段的官员。

    在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正好接到了杨安案的覆审。他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仔细研究了顺天府的审问卷宗，发现岳氏的供词前后不一，也和其他人的供词细节对不上。薛瑄一看就明白了，这显然是屈打成招啊。

    大理寺号称慎刑，职责就是要对刑部的判决进行审查，如果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有权驳回刑部要求再议。于是薛瑄立刻将此案驳回，让刑部再琢磨琢磨。刑部很快发回，说覆审没问题。薛瑄一看，不行，又一次驳回，赫然形成了拉锯战。

    刑部还没说什么，都察院可不高兴了。这个案子，刑部和都察院都已批准了，你们大理寺不批，那就是说我们两部工作没做好呗？为了这事，都御史王文跑到大理寺拍了好几次桌子，薛瑄却岿然不动，驳回如旧。

    王文这么动怒，是有原因的。

    当时权倾朝野的，是大明第一位权宦王振。薛瑄刚就任大理寺少卿时，王振想拉拢他，给他送了贺礼，结果被谢绝。杨士奇劝薛瑄好歹登门拜谢。薛瑄眼皮一翻：“我是朝廷授予的官职，谢私人算什么道理？不去！”甚至上朝的时候，别人看见王振都行跪拜礼，薛瑄拱拱手，就走过去了。

    都御史王文一直和王振走得很近，从他看来，薛瑄卡这个案子就是为难自己，为难自己显然就是打王公公的脸啊。再者说，这件案子的首告是锦衣卫的校尉，而锦衣卫的头头马顺也是王振的人。薛瑄说这案子有问题，那就是说锦衣卫校尉不靠谱，锦衣卫校尉不靠谱，那自然是说马顺管理不利，也是扫王公公的面子。

    说薛瑄有意针对王振，不至于；但说他不肯和阉党沆瀣一气，倒有可能。

    反正他连王振都不甩，更不会怕王文。任凭对方如何拍桌子，薛瑄一支大笔，就是不落下去批准。案子陷入僵局。

    大理寺一部独扛刑部和都察院的压力，时间久了，也颇有吃力。薛瑄有一个手下的评事，叫张柷，一看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出了一条妙计。

    张柷说在宣德年间曾经有一个死刑案，也是大理寺和刑部打拉锯战，谁也不肯松口，最后干脆请出皇上来裁定，结束两部争端。薛瑄觉得不错，立刻上奏正统帝，说这个案子有疑难决，三司意见不同，请皇上您睿断定夺。

    正统皇帝一点都不傻。你们底下都弄不清楚的案子，朕怎么“睿断”啊？你们这是把决策责任的大锅甩给朕啊？于是他一脚把锅又踢下去了：“着都察院老成御史一员，体访得实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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